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储朝晖:高考改革实质问题在于高校是否为主体


2019-06-20 11:54  新浪高考  浏览量:552

储朝晖:高考选拔标准应该多样化

要真正解决问题,还需要从教育管理放权、教育评价多元方面着手

就高考改革以及现有方案存在的优缺点等问题,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近日采访了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。他对教育改革问题有长期的深入研究,是《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(2010—2020年)》专题组成员,也是《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建议方案》的主要参与者。

在储朝辉看来,目前的高考改革方案让学生有了一些自主选择权,高校招生也有一定决定权,这是一个小的进步。但是,要真正解决问题,还需要从教育管理放权、教育评价多元方面着手。

有了些进步,但没有解决根本问题

中国新闻周刊:北京高考新方案近日出台,你如何评价这一方案的内容?

储朝晖:这个方案对于学生来说,扩大了一些选择性。与之前的浙江方案相比,这次北京方案选考比浙江方案做得更简单一点,考试要少一些,给了考生更多的便捷。

此外,不管是北京方案还是浙江方案,分数对于升学的效价降低了。原来完全是凭分数说了算,但改革后不仅仅只看分数,还要看综合素质评价等等因素。招生的高校也有了一定的决定权。

中国新闻周刊:不管是浙江方案还是北京方案,公众对其内容仍然有许多质疑,之前的浙江方案也暴露出许多问题。对此应该怎么看?

储朝晖:整体上看,中国考试招生制度长期是由政府包揽的,这就导致两方面的后果:一是越来越多的学生选择不参加中国高考,去国外自费留学,让中国高校的优质生源流失,这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中国大学走向世界一流水平;二是不利于整个国家人才的培养,难以实现教育强国的目标。

为了解决上述问题,必须要让高考招生制度更加科学、专业、透明,对高考的改革就势在必行。政府相关部门已承诺,到2020年要在全国建立新的高考制度。

2014年,国务院出台了《关于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》。当时媒体采访我,我用了四个“不”来评价:不完整、操作性不强、稳定性不强、不专业。浙江的高考改革方案出来后,我曾建议他们减少考试次数,因为考试多必然给家长学生老师带来很多负担。

另外,无论是浙江方案还是北京方案,这两轮高考改革都没有触及一个实质问题,即高考到底是以政府为主体,还是以高校为主体。

我从2005年开始参与高考改革的讨论,一直持续到现在。2008年起草《教育规划纲要》时,我是专题组成员,当时反复开过很多会进行讨论,最后定下了一段话。这段话的类似表述可以在2013年《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》中找到:“推进考试招生制度改革,探索招生和考试相对分离、学生考试多次选择、学校依法自主招生、专业机构组织实施、政府宏观管理、社会参与监督的运行机制,从根本上解决一考定终身的弊端。”

也就是说,招考分离的内容写进文件里了。但2014年起草《关于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》的过程中,关于这个问题就出现了分化,有一拨人很保守,话讲得很极端,说实行招考分离会“影响政治稳定,会有严重的后果”。这样一来,最终将招考分离的内容从文本中删除,出台了一个被称为迈了“半步”的改革方案,给现在的实行工作带来不少困难。

中国新闻周刊:你如何评估招考分离?

储朝晖:根据我长期做实地调查和历史研究判断,一项政策越得民心就越没有风险。招考分离属于“放管服”的一项关键内容,就是将招生的权力放到高校,就是下放权力,是对所有教育当事人都利好的政策。

事实上,现在教育的管理和评价权力高度集中,由此产生了一系列问题,比如学生学业负担过重、单一追求考试分数、千校一面、千人一面、校外培训过多过滥。这些问题的根子都在于教育的管理和评价权力高度集中,标准过于单一。学生们难以依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学习,因为只要学单一的内容就能考高分,这种情况下培训机构办起来也很简单,在全国各地都可以简单复制,遍地开花。不解决这个问题,培训过滥的问题就没法解决。

要真正解决问题,就需要将教育的评价权力和管理权力分级,该属于哪一级就属于哪一级,这样就会有多样性,而不是单一的标准。标准不再单一以后,单一的培训需求就没有了,办培训班就必须有独特的内容,有自己的知识产权,培训的需求也就降下来了,就不会速生猛涨,培训过滥的问题自然就解决了。现在仅对培训机构严加管理的方式,我可以断定,依然解决不了根本问题。提高分数的培训需求依然存在,家长依然负担重,学生依然负担重。

目前每年大约一千万高考学生,都要按照一个标准来排队。实际上受影响的还不止这一千万人,因为高考会一直延伸到初中小学,现在甚至已经延伸到幼儿园了,所有有孩子上学的家庭都感到压力巨大。如果不及时变革,对这些家庭和孩子都是连续不断的伤害。

中国新闻周刊:高考改革方案里,增加了学生在高考中的选择,算不算是一种进步?

储朝晖:现在的方案给了一点小空间,是一个进步。但是,如果不改变管理和评价权高度集中的现状,这点小空间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。

中国新闻周刊:那么,高考选拔的标准应该怎么定?

储朝晖:选拔标准应该是多样化的。应该由各个高校组建专业的招生团队,根据该校办学目标,根据自己想培养什么样的人和学生来自主决定,并在招生简章中明确表述。每个学生再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判断和选择,形成多对多的组合,就是我几年前反复讲的让高校与考生之间“谈恋爱”。

这样的结果就会是多样性的。各个高校有不同的标准,跟学生天性的多样性匹配,相互选择,入学和就学过程就是甜蜜的,不会造成现在60%的学生不喜欢自己所上的学校和专业的情况,就不会造成如此巨大的青春时光和教育资源的浪费。

最近有的地方出台政策,把学生近视眼率跟政府的政绩考核结合起来。这个怎么挂钩呢?有时候就可能出现造假。其实解决近视眼的问题还需要从教育管理放权、教育评价多元着手,学生按照自己的兴趣选择自己的课程和自己想参加的活动,而不是被要求做不喜欢的事情,学不喜欢的内容。这样一来,近视眼率就有可能自然降低了。转来转去,所有问题的根本原因就是一个:我们的教育管理和评价权力过度集中、单一。

如果只是一个统一的标准,这个标准是个抽象的标准,而每个人都是具体的,天性各不一样,要求所有的人按照一个抽象的单一标准去排队,就会丢掉具体的、天性的、自然的那个人,就不能成为最好的自己。

我们曾经做过调查,那些考高分的学生其实吃亏最大,因为他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考高分里去了,这些孩子丢掉自己丢得最多、最彻底,走到社会上发展总体上是不太好的。而那些中游的、成绩排在中间的学生,后来走上社会发展得更好,因为他多少还保留了一点自己,走到社会后天性的部分就发挥作用了。

把招生的权力真正给高校

中国新闻周刊:综合素质评价是高考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,也被认为最能体现素质教育的诉求,你怎么评价这个制度设计?

储朝晖:现在我们说的综合素质,还是加总分模式的综合素质。类似于学业上把数学物理化学等考试分数加起来算。比如物理考了1分,语文考了1分,英语考了1分,各门学科的1分是不等值的,加起来算,就好像是一只猪加两只鸭,再加四头牛,把量不同的数加起来得出一个总数,按这个总数排队。

我们作为专家组成员曾经提出来不要加总分,分科呈现就行了,但相关领导说那还是得排一个队,让大家看起来一目了然。

如果不加总分结果会怎么样?按各科分数分别呈现排队就有N种可能,比如八门课,有八门课的排列组合。这样高校招生的时候也看得出来,想招就能招到哪科成绩高的学生,专业团队能对这样的计分方式做出自己的判断。招生办加总分的排队就失去了意义。

现在搞综合素质评价,对学生的思想品德、学业成就、身心健康、艺术素养和社会实践五个方面做个评定,又搞加总分模式,等于在学业总分之外又进入另一个陷阱。

国外高校招生时是怎么评价的呢?低端的高校根本就不看这些东西,就看一下你高中的学业成绩,或者你参加SAT的成绩,就够了。但高端的高校一定会挑剔你。他们看的是什么呢?SAT的成绩可能只占25%〜40%的权重,其他60%到70%由学校的专业招生团队自己来定。他们会对考生申报的材料进行整体的评价,不同学校有不同的综合素质标准,比如哈佛和麻省理工对综合素质的要求肯定是不一样的。谁来判定呢,就完全由学校的招生团队来判定。

团队本身其实也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,他会整体把你的材料放在一起分析、鉴别,看是否能展现出一个有使命感、想改变社会、有能力做事、并善于合作等品质,如果你能展现出这些,就会给你很高的估分。

不少学校都需要考生写申请短文,它很重要,是对考生评价的重要依据,两三千字,要你自己写,别人写的不行,前些年有些中国考生请中介机构帮考生写,曾经欺骗过一些高校,但时间久了就不行了,他们会检验出来。申请短文就能反映出你个性化的东西,你的思考、你的生活经验,他们会做认真细致的分析。

中国新闻周刊:中国有没有可能复制这种做法?在中国,一旦高校有这个权力,也许就会被质疑有暗中操作的空间。

储朝晖:这不叫复制,设置相应的空间就行了。首先是把招生的权力真正给各个高校,高校自己想办法组建自己的专业招生团队,根据自己的情况,做周密完善的设计。靠教育部去解决本该属于各校解决的问题,是解决不了的,主体弄错了。

对于暗中操作的质疑,不能完全排除,但是你是相信一个机制还是相信一个人?将整个程序公开透明展现出来,如果有猫腻,你这个学校现在可以这样搞,但几年以后你就会因为招不到好的学生垮了,因为招生作弊名声坏了,谁愿意承担这个责任?

民国的时候高校招生也就这样做,但没有人作假,因为过程公开透明。现在招生还可以有录像录音,不仅考官对考生有判定,其他人也可以把这个录像拿出来看,谁愿意冒作弊的风险?

并且,如果发生作弊,要处分一个专业人员是很简单的事,但要处分一个行政机关和招生办的人就很难。

要相信常识。高校招生可能会有腐败,但这不是因为招生引起的,而是整个社会有腐败的根基。如果能在招生上建立一个相对公开透明专业的制度,本身也是引领社会消除腐败的一个突破点。如果是出于对高校招生腐败有顾虑,就不动原有的体制,这就成了一个借口了。对这个问题,我们争论过很多次。我希望有更开放的讨论,理越辩越明。

中国新闻周刊:在中国的现实环境下,中国的高考和招生改革,会往你说的方向走吗?

储朝晖:我认为这是必然的,迟早会往这个方向发展。我们曾经在2014年7月份做了一个《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建议方案》,这个建议方案呈现了高考招生制度改革方面的专业判断。

这个方案发出来以后,各个省招生办在做改革方案时,私下里都会拿来看。我们做这个建议方案,就是要预示未来的改革方向,不管十年二十年,甚至可能是三十年五十年,波波折折走来走去,最终一定会走向那个方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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